入学期间的故事
我是学院2003级博士生，我们这一级共有24位全日制博士。应该是厦大高教所有史以来招生最多的。当时的导师有潘先生、王伟廉老师、邬大光老师、刘海峰老师、谢作栩老师。为什么会考厦门大学，因为我的硕士生导师胡弼成老师比我早几年考了厦大，读王伟廉老师的博士。他常讲他在厦大时候求学的经历，我也就对厦大高教所特别向往。考取厦大的过程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面试的时候需要介绍一下自己做的某一个研究。那个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学术基础特别薄弱，读书不够，没有问题意识，而厦大高教所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所以很珍惜学习的机会。
我眼中的潘先生
上课印象最深的是潘先生。首先潘先生是非常守时的，老人家从来都是到点准时上课，哪怕有台风。所以我刚开始从厦大毕业后到湖大来，我们也会把这个守时的习惯带到工作中。
第二，先生的课程很有挑战度。课程中他会让你选择主题做报告，需要自己准备资料，有些主题要求同学之间合作，课程作业很多，两门课要交8篇论文作业。期末要交作业的时候就会很痛苦，听以前的学姐学长说早些年作业会更多。做潘先生的作业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会很认真的听你讲，给你提问题。有一次，我在报告中用了一个术语，他就要我详细解释怎么理解这个术语，我当时没有回答好，真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因为课程的投入非常大，课程收获也大。课程学习中需要形成和表达自己的观点，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做完第一个作业后，就要马上做第二个。一轮接一轮，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不是思考得很成熟，但是这个高强度的训练是有益的。
第三就是先生育人的态度，他对年轻人的欣赏和鼓励，让我印象深刻。想想看，一个默默无闻的后辈到厦大高教所去，你看到那么多的学术大家，或多或少会害怕，惶恐，不太敢发表自己意见，担心被笑话。而先生总能发掘我们思维里头或潜质里头最闪光的部分，激发我们对学术研究的信心。我记得有一个学期他给我们批改作业的时间是大年三十。潘先生的视力不是很好，想象一个将近90高龄的老人大年三十拿着一个放大镜给我们批改作业的认真样子，真是很感动。他会给每一篇作业写评语，长短不一，但都会点评。而且他会给我们的作业出论文集，24个人的作业，他会选出来大概四五十篇的样子，出一个集子，每人一本，他觉得这些论文里有可圈可点的东西，其实现在看来这些论文水平不见得多高，但是当时学习和进步过程的见证。关键是，得到先生的肯定是鼓舞人心、让人兴奋的经历。
第四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先生与学生之间的亲密的互动。先生把所有的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师生关系不是狭窄地局限于学术探讨，而是宽泛的，关注学生作为整全的人的发展，这是我在高教所获得的很重要的体验。哪怕毕业很多年，潘先生也记得你的名字，了解你的动向，关心你的处境。只有当你做了老师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第五是身体力行。先生的教学中特别强调实践，所以课程基本结束时先生会带每届学生出去游学。2004年，先生带我们去西安考察民办学校。潘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倡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我们去欧亚学院，外事学院，翻译学院访谈。这种教学方式下，在我们学了一些高等教育理论后，被先生放到鲜活的教育场景中，会发现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民办学校的管理者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先生就是要我们在这种冲突中体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潘先生不会告诉我们问题如何解决，他只是会让我们到现实的问题中去，切身感受实践者面临哪些困惑哪些问题。我觉得潘先生是想让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写思辨性的论文只要自圆其说就好了，但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不能离开问题的场景。这个学习过程对博士研究生来说真的非常可贵。
除此之外，先生还是自省意识非常强的人，到九十多岁还一直在反省自己，这一点令所有人钦佩。厦大的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优势是理论思辨，但是实证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个主要的方向，潘先生一直以来都在试图推动厦大高教所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厦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数据库。先生对很多研究领域前景的展望现在看来都是有预见的，虽然并不是所有预见的事情都能实质性地去推动，但先生能够一直保持作为学者的远见、清醒和谦虚，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谢作栩老师的感激
谢老师是一个非常宽容、温和、利他的人。他一方面给学生大量自由，另一方面又不放过每一个让学生能力发展的机会，并为学生提供可靠帮助。他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和我聊他当时正在做的“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课题，我说我对那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他就笑，然后和我聊一些他认为我可能会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因材施教是谢老师指导学生的原则。他见学生之前，会首先研究学生以前写的论文，发现学生的特点，指导学生时尽量让学生既往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他对我和伟宜（同一届博士生）的指导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伟宜做定量研究，谢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做研究设计，编制问卷，导入数据，分析数据，直到把他教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研究者。我做教育史的研究，他就尽量在文献上为我提供大量帮助，而且让我做他的教学助理，锻炼教学能力。我读博期间协助谢老师承担了少量《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的教学，谢老师全程指导我备课、做课件、组织学生讨论。他对我的教学技能的指导完全采用师徒制的教学方式，这个训练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非常有帮助。
现在回想起来，谢老师的务实和谦卑对我后来的学术信仰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厦大高教所，他是最早做定量研究的学者，他从外国教育史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的研究转型非常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之外，我认为他的务实和谦虚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些品质使他可以非常愉快地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合作。你和他交往，他永远都是谦谦君子，让人如沐春风。
我希望在未来的40年，厦大教育研究院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智库，同时能够继续引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作为学术机构的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认为学术会议是最好的方式。
（徐丹，系教育研究院2003级博士生，现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该文主要由唐琴完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