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友风采

董立平[1]

沙龙”，从词源学上来讲，最早源于拉丁语词“Salotto”，是法语Salon一词的音译，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起，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多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地在沙龙里高谈阔论。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成为一种上流社会高雅的生活方式，并风靡欧美各国文化界。由“社交沙龙”转向“学术沙龙”经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英国的“无形学会”、“无形学院”及牛津、剑桥的“午后茶”，德国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韦伯圈（Weber circle），美国的“戈登会议”（1931）等是现代“学术沙龙”的雏形。实质上是把这种轻松自由的“社交沙龙”方式引入到大学的学术生活中来，把十九世纪德国大学中的习明纳（Seminar）（研讨式教学方式）与咖啡茶点的轻松漫谈式的沙龙相结合，就成为了今天“学术沙龙”的特有形式。

国内许多大学也开展了学术沙龙式的学术活动。但其中许多是课堂之外的比较正式的学术报告研讨会，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式学术聚会”。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的沙龙体系形式多样，别具风格，独具特色，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的学术沙龙，首创于潘懋元先生。“先生沙龙”成为了一个四十年来约定俗称的专有名词。潘先生在回忆起当时为什么创办沙龙时说：“是深受前校长王亚南教授‘教学研讨班’的影响”。潘懋元先生是厦门大学1941级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和妻子到江西一所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被时任厦大校长汪德耀发函邀请，回厦大任助教并兼任厦大附属小学的校长，从事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建国后，被厦大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调整到教务处担任教学研究科科长。这段时间里，王亚南经常在家里约请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一起研讨教学或学术问题。潘懋元先生于1981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建立硕士点；1986年建立博士点。当时，由于只有潘先生一位导师，课程很少。潘先生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就每周一次约请硕士生、博士生到自己在厦大东村的家中探讨学术问题，有时也讨论大家感兴趣的生活问题。2001年，潘先生的寓所搬到了厦门市前埔（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西邻），每周六的晚上，潘先生仍然约请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以及返校的毕业生到家里讨论学术问题，交流生活见闻。这时，原高教所已经改名为教育研究院，学院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规模增大，又于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后，并招收访问学者。所以，先生沙龙的人数非常之多，平时一般30-40人左右，但有时会达到六七十人之众。据2004级博士生吴根洲介绍，2005年的一次达到过72人。除了客厅座无虚席之外，阳台、门外和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所经历过的最多的一次是66人，那是2006年12月份的一次沙龙。沙龙的主体主要是本院博士生、硕士生和博士后以及本院老师，但也时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厦大其他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以及厦门市其他单位的人士。我记得就有厦门市社科院的詹朝霞女士，厦门理工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宏怡教授，光明日报与中国教育报驻厦门站马万华、熊杰记者等就经常参加。2017年3月，厦大副校长杨斌教授率团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招聘高层次优秀人才，我们在达尔文学院旁剑河康桥下的咖啡厅座谈时，大家还都纷纷提起了潘懋元教授的“先生沙龙”的特色与影响。

沙龙有时有主题，有时没有主题，参加者也可以现场提出问题。有重要主题时，先生会让担任学术秘书的博士生提前通知大家，并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思考，以便于沙龙上能够展开深入讨论。主题的范围虽然以教育话题为主，但不限于教育，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逢国内国际发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件时，如每年的两会、国务院各部委尤其是教育部召开的重要会议或出台的涉及到教育的政策文件，或者社会上出现了什么热点问题时，潘先生都会提出主题，让大家思考讨论。研究生和博后在自己的研究中有什么困惑或问题时，也可以提出来在沙龙上讨论，集思广益。无论是否是潘先生名下还是全院的研究生以及博后等，大家在学位论文开题、研究中与答辩前都可以在先生沙龙上作为专题讨论过。有些学生苦于选题找不到题目时，通过沙龙的火花激发，突然眼前一亮，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一个好的选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有时在理论研究或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时，潘先生也会特邀院内外的专家学者来沙龙做主题发言人，向大家介绍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情况，并启发与激发大家一起来讨论。如关于日本大学法人化问题，就约请了日本广岛大学的黄福涛教授介绍；关于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等热点问题时，约请了别敦荣教授及其团队；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问题，约请了林金辉教授及其团队；关于审核评估刚刚引进国内时，也约请过史秋衡教授及其团队介绍英国的审核评估实践；关于元高等教育研究，就约请过王洪才教授专题介绍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他如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问题、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等等。有时也会根据大家的讨论与研究情况，采取专题组稿的方式在公开期刊上发表，形成了具有理论前沿性与实践前瞻性的专题系列论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丰富与改革实践的引领指导产生了较大推进作用。关注重大理论探究，直面改革实践探索，是潘先生所倡导的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每年中国高教学会的国际论坛和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分论坛、中国教育学会的教育学博士生论坛以及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等，潘先生都会根据会议主题，号召大家积极写文章，先在沙龙上讨论，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会议。每年博士生的考察，潘先生也都会根据考察的重点，从全国有代表性的高校中选择1-2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解剖麻雀式的调研与考察。考察前，潘先生都会组织大家在沙龙上专题研讨，把考察的目的、任务、分组安排细致，细致到行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作好考察的总体方案设计。考察后，再在沙龙上把考察报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经过充分讨论，再分组到周一学术例会上汇报。这样，博士生就不仅了解了所考察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实践经验，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与提升的能力，还学习与锻炼了组织考察活动的实践能力。

每年大家都会在先生沙龙上见到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人士等。如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许美德、罗兰德·舍恩、白杰瑞、阿里·谢沃、天野郁夫、有本章等等。每逢她们到厦门大学访问或调研时，如是在周末，潘先生都会邀请她们到沙龙上与大家见面畅谈。院友们回到厦大要看望潘先生时，潘先生都会说：“你尽量安排在周末来，周六晚上在沙龙上和师弟师妹们见个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作或研究的情况。”所以，在读的研究生都会喜出望外地感叹：“平时在图书文献中经常看到的著名学者、知名校长与社会名流们，在先生沙龙上都慢慢见到了！”现在由于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招收的博士生或博士后、访问学者中有不少是国外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或教师。并且，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些研究生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或者厦大学校的项目资助到国外知名大学去联合培养或访学，还有些学生和老师会到港澳台或国外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课题调研。他们回到厦大后，潘先生都会约请他们向大家介绍所去国家和学习、调研、会议的情况。然后，他们会把沙龙上的汇报整理后在正式地在教育研究院的周一学术例会上做专题报告。如去过英国的方晓、吴雪、王刚、董立平、李慧等，德国的刘丽建、黄珊等，荷兰的吴薇，瑞士的刁瑜，西班牙的陈涛，挪威的李青霞，日本的陈武元、闫飞龙、张灵芝等，美国的王洪才、郑若玲、乔连全、陈兴德、覃红霞、文静、陈斌、万圆、吴滨如等等，以及来往于港澳台的师生人次更多，还有俄罗斯、法国、澳洲等。潘先生每年都会有许多次到外地参会、访问或参观考察，每次回来后都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思考。并且，潘先生经常和大家说：“要把学习、研究和旅游、娱乐、家庭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注意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一味地关起门读书研究。”每逢节假日，我们几个在厦门的学生想和先生一起相聚过节时，先生就说：“吃饭就不要了，就找个天气好的下午，到公园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吧！”这样，这几年厦门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郑宏、石慧霞和我以及在读的几位博士生都和先生一起游览过了。在游览中，先生如数家珍地介绍公园里所看到的各种花草树木名称和习性以及建筑雕塑等等的历史典故。石慧霞说：“每一次与先生出来，都会得到一次百科全书的启蒙！”潘先生走到哪，就把沙龙开到哪。潘先生经常出差或调研，每到一处，当地的院友们闻讯就会赶来和先生聚在一起，有时和院友们的研究生一起召开沙龙，有时是院友们和其他慕名来的学者一起喝茶聊天，谈论与交流一些学术问题。如北京、上海、广东、武汉、青岛等地就举办过许多次，2016年潘先生参加大学教育思想论坛时，会下就应邀专门与湖南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生们召开了一个专题学术沙龙，一睹学界大师的丰采，研究生们感到无比的欢欣和鼓舞！

我从2006年到现在，除了去年在英国一年之外，已经参加了先生沙龙十一年了，几乎每次都参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潜移默化地学习与领会了先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沙龙上，潘先生只是一个引导者，一般不会否定学生的个人观点，更是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先生主张：“学术争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就好，不必大家观点统一。”先生总是在讨论中适时地抛出问题，引出矛盾，让辩者沉入思考与探究之中，自己逐步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再经过先生的点拨与点化，会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感觉。就像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沙龙上，经常会出现异常激烈或热烈的学术争鸣，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近十几年来，先后几届的博士生殷小平、王建华、肖海涛、彭拥军、何雪莲、吴根洲、罗丹、王超、姜传松、车如山、冯拥军、方泽强等等算是大家所熟知的乐于发表“高论”、善于“问难论辩”的“知名辩手”，大概我也算一个吧。笔者曾笔述过2006年12月16日的一次沙龙，刊载于2006年12月18日教育研究院的网站上，“厦门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在潘先生家的沙龙上气氛却异常热烈，一场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是否下降？’的讨论正在激烈的展开。围绕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是否导致了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论题，大家从高校合并、高效扩招、教育资源（办学条件等）、教师素质、教学水平、师生比、学生来源素质、学生（学习动力、态度、学习时间、学习效率、思想道德水准）、大学生就业难、中外比较、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社会综合反应、用人单位的评价以及教育的决策体制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争论中矛来盾挡、针尖麦芒、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或阐述、或论辩、或追问、或反诘，慷慨陈词与口若悬河相立、孤军奋战与众星捧月并存、幽默诙谐与理性思辨共生，高潮此起彼伏、笑声不断，争论之激烈大大超过了以前关于“孟母堂是否应该取缔？”和“国学潮”等的沙龙讨论。潘先生在静听中，或颔首、或微笑、或沉思、或点拨。最后潘先生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见解。”^[2]由此，沙龙气氛可见一斑。但是，近年来可能是由于招收的PHD博士生年龄偏小，大都没有工作实践经验，在职的教育博士EDD又很少在校。因此，相比前些年，博士生的“锐气”淡薄了一些，但也“和谐”了许多。

“先生沙龙”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思想性、学术性、前沿性、育人性、自由民主性与灵活多样性等特点，融通教学、研究、生活于一体，荟萃师生、学者、名流于一堂。在“先生沙龙”的影响下，院里的老师们也都先后定期不定期开设了自己门下的学术沙龙。这些沙龙既有“先生沙龙”不拘形式、自由包容的茶点式特色，又有自己研究领域与个性风格的特色性。如最早的四大博导沙龙：王伟廉教授的以课程与教学改革为核心的沙龙，邬大光教授的以民办高等教育、大学理念与制度、教学改革为核心的沙龙，刘海峰教授以科举与考试招生改革为核心沙龙，谢作栩教授的以大数据与大学生社会分层、社会资本为核心。后来，史秋衡教授以质量与评估为核心、王洪才教授以理论思辨与实践反思为核心、林金辉教授以中外合作办学为核心、别敦荣教授以大学治理与普及化为核心，张亚群教授以近代大学校长与通识教育为核心等等。这些沙龙，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学院会议室。各具特色，各领风骚，相映成趣，蔚然成风。与“先生沙龙”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沙龙体系，并与每周一的院学术例会及平时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构成了一个课堂教学之外的研究生培养教育体系，形成了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当与毕业的院友们相聚，他们最难忘和最怀念的就是“先生沙龙”。因此，“先生沙龙”是教育研究院师生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学习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是学生的“精神家园”，成为了每一个教育研究院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张德祥、张应强、周川、韩延明等都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每一年都会回到厦大这个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发源地来“朝圣”，来看望恩师——潘先生。张德祥每一次回到厦大，都会到自己就读时高教所所在地——囊萤楼和潘先生以前在厦大的寓所东村前流连忘返，回忆回想与回味着当年求学生活的点点滴滴。2015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蕙青回厦大调研时，在院友见面会上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她师从潘先生攻读博士时紧张而又快乐的学习生活以及潘先生对她的严格要求。2016年，张应强在厦大院友座谈会上还即兴作诗一首，文彩飞扬，妙语连珠，回忆了读书时与潘先生、与同学们在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就在今晚（2017年3月30日）现任高教司司长的吴岩率团到厦大专题调研，晚上不到七点吴岩就带领副司长及四位处长一行六人就专程到潘先生家参加“先生沙龙”，与大家进行了关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的对话与交流，谈论中间，在北京的林蕙青知道高教司一行正在参加“先生沙龙”，还特意打来电话向先生、向大家问候！

在潘先生所创办的“先生沙龙”的熏陶与影响下，毕业的院友们也纷纷都把“先生沙龙”模式移植到各自的教学与研究单位。如，张应强、别敦荣、柯佑祥在华中科大，周川在苏州大学，胡建华、王建华在南京师大，高耀明在上海，张德祥、李枭鹰在大连理工，吴岩、刘振天、赵婷婷等在北京，韩延明、王连森在济南，卢晓中、刘晖、刘志文在广州，张祥云、李均、肖海涛在深圳，吴根洲、刘小强在江西，朱平、孙存昌在广西等等，风采各异，源远流长，不枚胜举。张祥云教授的沙龙专门建立了微信公众号。这些学术沙龙，对全国各地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教育与培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