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厦门大学的结缘始于1988年，那年我考取了厦门大学高教所的研究生班。我参加的是那年的研究生单独入学考试，是专门为工作三年以上的高校老师设置的，笔试的第二天就进行复试，那天参加复试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复试时的情景。那天是个下雨天，等我好不容易找到嚢萤楼时，已经比原定的复试时间晚了十来分钟。我匆忙跑进复试的三楼会议室，只见潘懋元、张燮、罗杞秀、刘海峰等老师早已端坐在主考席前。因为已经迟到了，复试时还是蛮紧张的，老师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潘先生说：“你的考试试卷我看了，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但字太潦草了，没有办法看清呀！”离开复试现场时，我内心十分忐忑，心想这次恐怕是完蛋了，字是第一印象我就没有写清楚，而且，复试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还迟到了，那么多老师就等我一个参加复试的学生，谁会招这样的学生呢？幸运的是最后我还是等来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那届研究生班有13人。进校后，洪艺敏、薛艳华、王晓滨、姚黎声四个女生住在石井女生宿舍，我们九个男生则被统一安排在凌云五的五楼，刘根正、方耀林、刘立新、梁正坤住501，我和张振乾、滑文革、杨宝利住502，朱建新是来自军队院校的一位中校，年龄稍长，与86、87级的陈国海、刘南林、林侯军、邱邑亮、朱新涛等人住在503还是504，也是四人一间，王伟廉、邬大光、魏贻通、樊安群四个博士生也住我们这一层，大概是505、506，他们博士是两人一间。
当时，潘先生是高教所的所长，副所长是陈炳三和刘海峰老师，陈老师同时也是高教所的支部书记，负责办公室的是范孝平老师，资料室主任是王姗姗老师。所里面除了潘先生、张燮、王廷芳、罗杞秀、林钟敏等几个老师年龄稍长外，大部分都是青年老师，如刘海峰、郑冰冰、陈武元、李泽彧、章达友、黄建如、张国才、徐俞、武毅英等，还有一个刚刚毕业分来资料室工作的文新兰老师。史秋衡老师也是那时由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分配来所里的，刚到的那天我们几个男同学还帮他搬过行理。那时，所里面老师和学生亦师亦友，博士硕士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娱乐，大家年龄相近，亲密无间，相处十分融洽，加上厦大高教所的高等教育学科刚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教育学的五个重点学科之一，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全所上下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充满了生机活力。
“高等教育学”这门课程是潘先生亲自给我们上的，使用的教材就是先生主编的那部影响广泛的《高等教育学》。除先生主讲外，体育部分请了学校体育室的黄渭铭老师，美育部分请了一个姓卢的老师，王伟廉给我们讲培养目标及课程部分。先生对这门课程作了精心安排，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精读教材和广泛阅读大量指定的参考资料外，每个同学还需要担任一次中心发言或做一次读书报告、完成一次课程作业、写一篇课程论文、集体进行一次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先生采取的是学习、研究、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是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系统掌握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培养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讲课、讨论、报告等实践活动来训练教学技能，最后课程的考试是根据期末口试、平时讨论发言、中心发言或读书报告、课程论文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综合评定成绩。
除了“高等教育学”之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这门课程也是潘先生首先讲完绪论部分，然后由刘海峰老师和邬大光老师分别主讲中国高教史部分和外国高教史部分。其他印象较深刻的课程还有罗杞秀老师的“青年心理学”，张燮老师的“学校管理心理学”，王廷芳老师的“现代心理学思潮”，潘潮玄、魏贻通、王增炳合开的“高等教育管理学”，廖泉文老师的“高等教育系统工程”等。林钟敏老师主要带研究生，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课，但周末我们也常会与林侯军、林金辉、刘立新等几个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到鼓浪屿林老师家的那栋小洋楼去拜望和请教。另外，当时厦大哲学系的王仁欣老师也是所里的兼职教师，他是王廷芳老师的侄儿，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就住在国光教工宿舍，我也经常到他家去请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对厦门大学美丽校园的向往是我报考厦大高教所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仰慕潘先生的大名，先生是“弘大学之道，扬理性之光”的一代宗师，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阅览之广博，修为之专深，境界之高远，令弟子折服。那时，先生家就住在凌云五前面山腰间的一栋庭院小楼内，从我们住的凌云五不仅可以远望蔚蓝色的大海，先生家那栋绿树掩映下的小阁楼也清晰可见，有时先生外出或早晚散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每到周末晚上，只要先生在家，我们也都会三三两两相约着来到先生家中，穿过数级木梯，登上二楼先生的书房，那里有茶水，有咖啡，有水果及各色糕点，学生们可以自由取食。待大家围着先生坐定后，先生会操着略带潮汕味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地与我们天南地北的神侃，我们的思绪也会随着先生手上的那一团烟云上下翻滚……尽管已是事隔多年了，但当时的场景还是那么温馨而清晰。后来我自己招收研究生后，也坚持周末晚上为研究生开设学术沙龙，而且坚持在家里进行，就是直接受先生的影响。
还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是在那时完成的。那篇论文的题目是“当前大学生心理矛盾浅析”，应该是在“青年心理学”这门课程作业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发表在《福建高教研究》1990年1期，当时高教界较有影响的《全国高教研究报刊文摘》还在90年2期转载过。其实那只是一篇不成熟的小论文，现在读起来十分汗颜，但当时我还是十分激动和喜悦，毕竟自己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了，算得上是自己学术研究上留下的第一道印迹，为我后来的研究和学习建立了信心，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除了读书学习之外，我们当时的业余生活也蛮丰富。记得当时中日围棋擂台赛打得十分火热，“棋圣”聂卫平在前三届擂台赛上十一连胜的神奇表演，让围棋从小众运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智力竞技运动，唤起了举国上下学习围棋的热潮，也成为当时我们高教所师生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我们常会在凌云五的走廊里摆上围棋盘子，然后一群人围在起下，偶尔也会几个人到校工会活动室去寻找高手对弈，当时校内外的许多高手我们都较量过，也结识了不少棋友。我的记忆中所里师生几乎人人都会两手，只是水平不一，研究生中间我和张振乾算是高手，彼此难分伯仲，教师中刘海峰、李泽彧水平稍高，有几次我们还受邀专门到海峰老师家里找他下棋，当然更多时候是他们来我们住的宿舍下。有一次先生来我们住的凌云五看望大家，一帮人正围坐在一起下围棋，杀得昏天黑地的，先生看了很久我们才发现，场面十分的尴尬。
游泳也是我们当时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当时所里面青年老师多，我们还专门组织过师生游泳对抗赛，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几个人自行相约到海滩去游泳。有一次樊安群领着我们几个人去白城海滩游泳，那天大概是游得兴起，等到想起要往回游时，海水已开始退潮了，几个人奋力往回游，却怎么也游不回来。那次老樊应该是真急了，见旁边有打鱼的小渔船，连忙用变了调的声音大呼“救命呀！”但边上的渔船根本不理睬，几个人被海水裹挟着向外海流去，最后好不容易才在离胡里山炮台几公里的外滩上狼狈地爬上岸来。此后这也成了我们取笑老樊的经典，每当他得意忘形地与我们侃大山时，我们中的某个人会模仿他那一声急切的“救命呀”，然后旁边的人会意一笑，老樊也就不再那么牛逼哄哄了。
还有一次，我和刘根正、刘立新、梁正坤、张振乾、滑文革等几个人晚上到海边去游泳，回到岸上清点人数后唯独没有刘立新。立新是我们班上的开心果，平常是最喜欢恶作剧的，我们想他肯定又在开玩笑，应该是一个人偷偷上岸回宿舍了。但当我们回到宿舍时，并没有发现立新回来，吓得连忙回头往海边赶，大概是快到白城附近厦大的后门时，才看到他一个人疲惫地向我们走来。一问才知道，晚上停泊在大海中间的那些远洋巨轮也是有灯光的，他误以为就是岸上的灯光，一个人闷头往那个方向游去，当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时，才意识到游反了方向，这才又折反向岸上有灯光的地方游。也是幸亏他心理素质过硬，体力超强，是在学校运动会上拿过百米短跑第六名的，这才慢慢游上了岸，否则……现在想想，在厦门这个地方上学，入校的游泳安全教育始终应该是第一位的。
象我们这种两年制的研究生班高教所好象只招了二届，我们之前的是八五级那批，包括周川、秦国柱、高新发、叶之红、李泽彧、柯佐祥等人。我们入校时八五级研究生班已毕业离校，但所里面留下了他们的许多传说，特别是周川师兄在读期间就发表了好几篇有份量的论文，成为我们的榜样。
如今，尽管已是三十年过去了，但留给我的仍是满满的温暖。
（全班同学在嚢螢楼前与任课老师的合影）
（元旦节那天凌云五501宿舍的全班聚餐）
（师生游泳比赛时的中场休息）
（浯屿海滩漫步）
（万石公园郊游）
（漳州女排训练场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