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友风采

一晃眼，我从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博士毕业已近九年了。九年来，记忆中我只回过母校一次，那次是与余小波师兄一道去参加2010年10月9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暨从教80周年庆祝会”，此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母校。

说起原因，是上不得台面的。客观上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2009年6月我博士毕业后，年底即被调到学校办公室工作。由于学校办公室由原党委办、校长办合并而成，工作头绪多、任务倍增，平常要保运行，节假日要保平安，确实离不了岗。主观上，其实还是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怕潘先生和院里的老师们问起时不好意思。但是，心底里总是想着要找机会专程回母校一次，一来看看潘先生和院里的老师们，二来看看母校和教育研究院的新变化。这些年来，我都是在想回又不好意思回的矛盾心理度过的。

其实，九年来，我时刻关注着母校，关注着教育研究院，关注着潘先生和院里的老师们。譬如，从网上得知教育研究院已经从厦大嘉庚主楼搬到了海外楼，从微信群中知道了院里的学术动态和潘先生每周六学术沙龙的信息，从学术期刊上拜读老师和学弟学妹们的论文。每次看到这些来自院里和老师们的消息时都特别兴奋，并由此时常回忆起当年在高教所访学和教育研究院读博时的难忘情景。当然，毕业后我也在自己所供职的湖南大学多次见过潘先生、邬导、刘导、谢导、林导、杨院长等老师们，他们或到校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应邀来校讲座，或参加评审。每次见面都非常地高兴，由此也萌生起了回厦大看看的强烈愿望。

应当说，我与厦门大学很有缘分。首先，我所供职的湖南大学与厦门大学都是1937年7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同一文件中批准改为国立大学的。其次，潘先生著名的“教育两条基本规律”是他1980年应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之邀，为该部所属高校的领导干部研究班开课时在湖南大学最早提出的。再次，我在教育研究院有过两次求学经历，第一次是2003年跟着潘先生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时还叫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第二次是2005年起跟着潘先生读了四年的博士，此时已改名教育研究院。

现在回想起来，读博期间有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令人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是我读博士花了四年时间。2005年9月我读博时已经42岁了，算是05级博士生中年龄最大的吧。当时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争取像全日制博士生一样三年内毕业，因此入学后就坚持边听课、边工作、边做学位论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08年3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只剩下最后两章。同年4月，经学校批准，我请了三个月假到教育研究院专心做学位论文。为了按时做完论文，我每天的活动轨迹就是“三点一线”――图书馆（资料室）、宿舍、食堂，以至于有位同学笑我居然不知道厦大艺术学院在哪里。三个多月的夜以继日，终于在当年6月中旬完成了近6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当我如释重负地将论文初稿呈送潘先生审阅时，他当即回答说：你是在职博士生，学制是四年，高教所还没有哪位在职博士生是三年毕业的，好好静下心来修改，论文先放我这儿吧。过了两周左右，潘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在对我的学位论文初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后，专门谈了如何由博返约的问题，明确要求我对论文篇幅进行大大压缩。我严格按照潘先生的要求，又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历经三次大的修改和增补，到2009年4月论文定稿时的篇幅已压缩到了35万字，但所分类的高校数由66所增加到了105所。所以，2010年4月潘先生在为我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分类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框架研究》作序时说：“研究过程十分艰苦，往往要废寝忘食，而由博返约，却要忍痛割爱。前者是作者自己完成的，后者却是我逼出来的。”

第二件事是我向潘先生请教治学时怎样保持身体健康。我常常想，潘先生的高深学问对自己而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便如此，我至少也要学会如何在繁重的工作和研究之时保持身体的健康。由于自己先后在学校党委办、政研室、规划办工作，与文字工作打交道，经常晚上加班，生活没有规律，还养成了“熬夜”等不良习惯，所以常常感冒甚至失眠。记得2008年院庆30周年前夕，我陪一位电视记者到潘先生家里采访，谈治学、谈工作、谈生活，一时兴起，他带着我们到他房子前的大榕树下当场做了40多个“虎卧撑”。我趁机向潘先生请教怎样在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面前保持身体健康。他听了后笑着问我：“人的身体是由哪个部位指挥的？是头脑。既然是头脑，那就要经常思考问题，再加上适量的运动。说到底，手脚还是由头脑指挥的。”先生言简意赅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仔细想来，确实如此，教学和研究让头脑经常思考，闲暇之余散散步、打打球使身体适当地运动，这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好方法，道理虽然简单但做到并不容易。事实上，人在中青年时期大多喜欢率性而为，要么熬夜加班，要么胡吃海喝；想起了要锻炼身体就连续暴走几天，遇到了加班后要休息就睡懒觉；双休日加班看电视连续剧，节假日通宵“打麻将”……试想一下，头脑中空白一片，作息上没有规律，长此以往，怎么可能保持身心健康呢？

第三件事是我与胡弼成、李兵博士争论师兄弟排序的事。我博士毕业后不久，有一次潘先生到湖南大学讲学，晚上胡弼成、余小波、李兵和我等一批在湖南工作的厦大教育研究院毕业生将潘先生送到房间后在宾馆大厅聊天，胡弼成、李兵要我叫他俩为师兄，我争辩说，师兄弟按“入门”先后排序不合理，最合理的做法是在读期间按“入门”先后排序，毕业后按年龄大小排序。因为我“入门”比他俩都迟些，即便从2003年到高教所做访问学者时算起，我也得“委屈”地做他俩的“师弟”，而我的年龄比他俩都大，岂能这样认输，所以情急之中便找出了“按年龄排序”的标准，但是大家似乎都偏向胡弼成和李兵，自己“孤立无援”，没办法，我只好说明天早晨由潘先生定夺。第二天我们陪潘先生用早餐时将师兄弟排序争论的事告诉了他，潘先生沉吟了一下，笑着对大家说：“师兄弟的排序嘛，按惯例是‘入门’先后，不过呢，陈厚丰说的也有些道理，岳麓书院的学规中不是还有‘行坐必依齿序’吗？”我的观点终于在潘先生那里得到了认可，心理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其实，自己心里也明白，师兄弟按“入门”先后排序属成规，潘先生之所以这样回答，只不过是照顾一下我的面子；而我和胡弼成、李兵博士为此辩论，纯粹也是师兄弟之间表达“同门”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

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往事并非如烟。

当我今年初收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40周年院庆的通知时，才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也许是这些年来工作上起起伏伏，也许是学问上一事无成，毕业后我只回过母校一次。然而，母校美丽的校园令我时时向往，先生和院里的老师们令我魂牵梦萦。无论毕业后的学术成就如何，也无论事业发展得怎样，厦大教育研究院和以潘先生为代表的老师们都会敞开怀抱欢迎莘莘学子“回家”。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回院里看看呢？

回院里吧，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回院里吧，让我们一起与老师们再一次握手！

2018年3月24日